修订提名书，破除“SCI至上”

　　科技奖励工作作为科技发展的一面镜子，是对科技水平、科技方针和政策导向的集中反映。作为本次高校科技成果奖励评审工作的一条主线，“破‘唯论文’”始终贯穿了本次科技成果奖励评审工作的始终。据某高校项目申报负责人透露：为扭转以“SCI”指标为科研目标的异化现象，本次奖项评审修订了提名书，自然科学奖和青年奖“代表性论文”填写数量从8篇减到了5篇；自然科学奖和青年奖不再要求在“代表性论文目录”一栏填写“影响因子”，“SCI他引次数”也改为“他引总次数”。

　　事实上，在以论文论英雄的传统评价体系下，很多科研人员为撰写论文所累，无暇将精力放在科研创新上。近年来，医生论文遭杂志社撤稿的消息屡屡不绝，如果简单地把医生或科研人员论文造假全部归咎于学风浮躁、学术失范、诚信失守，恐怕有失公允，过度依赖论文的考评机制也是造假论文迭出的一个重要诱因。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长、放疗科教授马骏在接受采访时就呼吁：“在医生评价体系方面，应充分考虑不同医生的实际情况，尊重医生的选择，对于主要从事临床的医生来说，可以适当降低发表论文的数量要求，使评价体系更倾向于临床操作等方面。”

　　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李志民表示：“高校是国家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但长期以来，科技评价活动中‘只看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的这种简单化、一刀切的评价模式延伸到高校，就变成将论文数量与毕业考核、职称评定、资源分配等直接挂钩，甚至将论文作为评价一切学术活动的标尺，滋生、助长了只重视论文发表而忽视创新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唯论文’不良取向，严重异化了高校师生进行学术研究的目的，甚至诱发各种各样的学术不端。”

　　高校科技成果奖的这一系列改革举措，从制度和操作层面上，坚决遏止了片面、过度、扭曲使用SCI论文相关指标的不良风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副教授刘譞哲就给了大大的好评：“不同领域和学科的科技成果，不能简单地以论文数和影响因子作为标准衡量，回归成果的学术贡献，这种重质量的‘内涵式’的奖励思路非常好。”

　　扩容专家库，最大程度回避圈子文化

　　高校科技成果奖提名项目涉及的领域既宽广又精细，而唯SCI至上的评价方式却使得科研评价指标化、简单化，与科研评价的专业性、复杂性背道而驰，引入同行评议机制势在必行。但实际工作中，不少学者却担心清理了“唯论文”，又迎来了“唯关系”。为杜绝项目评审过程中“找熟人”“拉关系”现象，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因素干预，本次高校科技成果奖评审工作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建立了由校外专家参与的同行评议制度，提高了奖励评审的科学性、专业性和客观性。

　　2020年，教育部科技司组织全国高校、商请中国科协组织全国学会重点针对专家人数较少的学科增补专家，共推荐专家1.3万余人。目前评审专家库里的有效专家已达5.3万余人，较2019年增加近30%，其中高校系统外专家近1200人。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在接受采访时就曾表示：“客观来说，专家库的专家基数越大，评审可供选择的专家数量就越多；专家中小同行专家越充足，对成果评价也就能越客观。”对这项改革，不少高校老师表示支持。江苏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副教授袁博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高校小同行之间交流较为频繁，圈子文化盛行，专家库扩容特别是高校外专家的增加，能够大幅降低评审过程中碰见‘熟人’的机率，这种保障公平公正的评审改革当然是多多益善。”

　　此外，本次评审还要求评审专家签订承诺书并采用专家与项目系统自动匹配的网络评审机制，实现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据了解，教育部科技司很晚才公布评审专家的名单，评审过程中会把专家手机等通讯设备收走，评审区域也实现封闭管理，目的就是保障奖励评审的公平公正。“我们以高校科技成果奖励为抓手，把国家好的政策落实下去，让科研人员切实感受到评价导向的转变。我们强调科技成果的质量和贡献，强调评奖的风清气正，不需要‘捞专家’‘打招呼’。”雷朝滋强调。

　　面向国家需求，推动科技工作转段升级

　　从评审结果来看，本次授奖项目还有一个亮点，授奖成果确实聚焦于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其中基础研究学科获奖总数增多，对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的评审名额予以倾斜，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较上一年度增加20项，增幅达50%；涌现出一批如“非紧完备流形上的几何分析”“光学超晶格中纠缠光子的产生、调控和应用”等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原创成果。

　　本次奖励对基础学科的倾斜，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人才分会秘书长陈志文看来是与国家战略发展相关，“中美博弈美国之所以能卡住中国的脖子，根源还在于基础学科人才匮乏，自然科学奖的增加跟高考强基计划的目的一样，应该是为了鼓励扶持基础学科人才发展。”而关于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增加，某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表示，高校科技成果奖的设置历来是宁缺勿滥的，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的增加有可能是为了鼓励基础研究，解决当下的瓶颈以及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李向东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毕竟“如果发明创造是金字塔的塔尖的话，基础研究就是基座。基础越厚实，塔尖才会越高耸。”

　　而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则主要聚焦制约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瓶颈问题。其中，中国矿业大学的“难筛分矿物高效筛分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该项目解决了难筛分矿物大规模细粒筛分的世界性难题，已在全国数百家单位广泛应用，出口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十余个国家，经济社会效益显著。来自天津大学的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获得项目“合成气制乙二醇成套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则实现了工业装臵洁净稳定长周期运转，拓展了工业尾气资源化利用场景，打破了日本高化学等技术在该领域的垄断地位，已成功推广应用于4套中试装臵及10套工业装臵中。

　　党的十九大以来，教育部一直强调高校科技工作应该脱虚向实、转段升级。雷朝滋曾公开表示：随着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对“创新支撑”的需求日益增加，高校科技工作要转段升级，努力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上下功夫。本次高校科技成果奖获奖项目的选择正是教育部推动高校科技工作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最好的注脚。

　　“要通过改革，改变片面将论文、专利、资金数量作为人才评价标准的做法，要完善科技奖励制度，让科技创新人才得到合理回报，释放各类人才的创新活力。让有作为的科研人员‘名利双收’是国家共识。”李志民指出。流程规范，专家扩容，严格管理，聚焦科技前沿和重大需求，高校科技成果奖的每个变化都引导和推动着高校科技工作回归初心，做真学问、真创新、真贡献。